标签：之一 lock message 超级 必须 解释 战斗 高明 很多
2009年春天，村上春树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当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很多人都劝阻村上不要去以色列领奖，何况村上其实对公开场合发表演讲、接受采访这些事是比较排斥的。
他最终还是决定出席（原因他在演讲时解释了），并且发表了极为精彩的演说——“高墙与鸡蛋”。
全文还是不太好找，不过最终在林少华先生的博客中找到了中文版（林少华先生是村上小说很重要的翻译家），原文如下（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36ce00100e3qd.html）：
我作为一个小说家，换句话说，作为以巧妙说谎为职业的人来到这里、来到耶路撒冷市。
当然，说谎的不都是小说家。诸位知道，政治家屡屡说谎，外交官和军人说谎，二手车推销员、肉铺和建筑业者也说谎。但小说家说谎和他们说谎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家说谎不受道义上的谴责。莫如说谎说得越大越高明，小说家越能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好评。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小说家能够通过巧妙说谎、通过栩栩如生的虚构而将真相拽到另一场所投以另一光照。以其固有的形式捕捉真相并予以准确描述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我们才要把真相引诱出来移去虚构地带，通过将其置换为虚构形式来抓住真相的尾巴。但为此必须首先在自己心底明确真相的所在，这是巧妙说谎所需要的重要资格。
可是今天我不准备说谎，打算尽可能说实话。一年之中我也有几天不说谎，今天恰好是其中的一天。
实话实说好了。关于此次来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不少人劝我最好拒绝。甚至警告说如果前来，将开展不买我的书的运动。无须说，理由在于加沙地区的激战。迄今为止，已不止一千人在被封锁的城区丧生，据联合国报告，大多数是儿童、老人等手无寸铁的平民。
接到获奖通知以来，我本人也一再自问：这种时候来以色列接受文学奖果真是妥当的行为吗？不会给人以支持作为纷争当事者一方、拥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并积极行使的国家及其方针的印象吗？那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我不认可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同时，自不待言，我的书在书店被人拒买也不是我所希求的。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我重新坚定了来这里的决心。原因之一，就在于有那么多人劝我最好别来。或许我有一种大部分小说家都有的“犟脾气”——别人叫我“别去那里”、“别干那个”、尤其那样警告我的时候，我就偏偏想去或想干，此乃小说家的nature（天性）。为什么呢？因为小说家属于这样一种人：无论刮怎样的逆风，也只能相信自己实际目睹、自己实际手摸的东西。
正因如此，我才出现在这里。较之不来，选择了来；较之什么也不看，选择了看点儿什么；较之什么也不说，选择了向诸位说点儿什么。
有一句话（message）请允许我说出来，一句个人性质的话。这句话在我写小说时总在我脑袋里挥之不去。它并非写在纸上贴在墙壁，而是刻于我的脑壁。那是这样一句话：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是的，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我也还是站在鸡蛋一边。正确不正确是由别人决定的，或是由时间和历史决定的。假如小说家站在高墙一边写作——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那个作家又有多大价值呢？
那么，这一隐喻到底意味什么呢？在某种情况下它是简单明了的。轰炸机、坦克、火箭、白燐弹、机关枪是坚硬的高墙。被其摧毁、烧毁、击穿的非武装平民是鸡蛋。这是这一隐喻的一个含义。
但不仅仅是这个，还有更深的含义。请这样设想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分别是一个鸡蛋，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魂和包拢它的脆弱外壳的鸡蛋。我是，你们也是。再假如我们或多或少面对之于每一个人的坚硬的高墙。高墙有个名称，叫作体制（System）。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地、而且系统性（Systematiclly）。
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日复一日地认真编造故事。
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召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
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
我在这里想向诸位传达的只有一点：我们都是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的一个一个的人，都是面对体制这堵高墙的一个一个的蛋。看上去我们毫无获胜的希望。墙是那么高那么硬，那么冰冷。假如我们有类似获胜希望那样的东西，那只能来自我们相信自己和他人的灵魂的无可替代性并将其温煦聚拢在一起。
请这样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拿在手中的活的灵魂，体制则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自行其是。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想对诸位说的仅此一点。
荣获耶路撒冷奖，我很感谢。感谢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看我书的人。我要向耶路撒冷的每一位读者致以谢意。毕竟是因了你们的力量我才出现在这里的。但愿我们能够共同拥有什么——非常有意义的什么。我很高兴得以来此向诸位讲话。
村上的小说一直强调个人的自由，他也一直希望每个个体都能拥有独特的生活方式、活出自我，而不是被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其实发表演讲时，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的背景以及村上的解释，那么我对于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是无法苟同的：试想如果鸡蛋（弱势者）的行为的确非常过分，那么如此绝对地站队是不是有些混淆是非呢？
不过村上的浅层隐喻是在讽刺战争对平民的伤害，更深层次的是对体制的搏斗以及自由的向往，这些观点足以让我信服。
这篇演说比较有趣的地方在于：村上这个系统建构狂魔为读者解释了他的一本小说的名字（这个我也是从杨照老师那里了解的）：《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
这本小说本来是直接用英语命名，把英语写成日语外来语起名。原来叫做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Wonderland 比较明显出自于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爱丽丝梦游仙境），但是Hard-Boiled只看字面意思的话，很难理解为什么会翻译成冷酷，应该是沸腾加热这种意思才对啊~
Hard-Boiled一般就只用在美国人吃早餐时候：服务员会问你要的eggs是要soft-boiled or hard-boiled？全熟的蛋也不能叫做冷酷吧？
美国在上世纪有一类流行小说叫做Hard-Boiled Detective Story，村上一直受西方文学影响，而且很喜欢这种类型的小说。
所谓硬汉侦探小说，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超级英雄：无坚不摧、拯救世界。
这种Hard-Boiled”硬汉“其实只是看起来很酷，戴个墨镜，实际上只是在逞强而已，他们是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不断受挫，内心很柔弱、很受伤的一群人，成为侦探是因为他们和罪犯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所以了解他们。
这种类型的硬汉虽然不会轻易认输，但是其实也是在苦苦支撑而已，就像是早餐店里那种Hard-Boiled eggs，以为自己成熟了，但是如果这种蛋碰到墙上，那么破碎的必然是蛋，而高墙不会有任何损失。
即使这样，村上也还是会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无论高墙多么正确和鸡蛋多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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