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是最成系统的一部。在这部对话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详细地讨论了人性、政治、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后来的西方思想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以后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继承柏拉图思想的，还是反对柏拉图思想的，都不可能绕过柏拉图的思想，尤其不能绕过《理想国》所表达的对人性和政治问题的深刻看法。
这部对话的开端，是对正义问题的讨论。苏格拉底在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正义的生活和不正义的生活哪一种才是幸福的等等问题上面和其他几个对话者纠缠不清，不能够完全说服他们。苏格拉底的对手给出了关于正义的三个看法，分别是：
1， 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2， 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3， 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好处
苏格拉底并没有彻底否认这些观点，但是同时认为它们都不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苏格拉底却不能够直接给出一个正义的定义。而另一方面，无论正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在于，究竟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苏格拉底的反对者认为，不正义的人在生活中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而正义的人却往往吃亏，所以不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而正义的生活则是不幸的。苏格拉底却认为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但是他没有给出让那些对手信服的证明。
就在双方争执不清的时候，苏格拉底想了一个办法：把个人的正义问题“放大”成整个城邦的正义问题来讨论，以便看得更清楚，正如他所说的，“假定我们的视力不好，人家要我们读远处写着的小字，正在这时候有人发现别处用大字写着同样的字，那我们可就交了好运了，我们就可以先读大字后读小字，再看看它们是不是一样”。 这里的小字比喻的是个人的正义问题，大字比喻的是城邦的正义问题。苏格拉底的意思就是，先来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在弄明白什么是城邦的正义之后，再来看看在个人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正义。弄清楚了个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之后，也就能够回答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了。
那么，什么是城邦的正义？经过一连串的对话，苏格拉底最终得出了他的结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禀赋、安于属于他的位置，也就是，统治者安于统治者的地位，履行自己的责任；辅助者安于辅助者的地位，维持城邦秩序，保护城邦安全；被统治者安于被统治的地位，服从秩序。苏格拉底还讲了一个神话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神话是这样讲的：城邦的所有公民都是从大地母亲那里生长出来的，因此都是同胞，而大地母亲在生育人类的时候，给不同的人加入了不同的金属，给一些人加了金子，使得这些人具有最高的禀赋和才能，将来要当统治者；给一些人加了银，使这些人具有次等的德性，将来要当保护城邦的辅助者；给绝大多数的其他人加了铜，这些人资质平平，只能当被统治者。但是身上具有金子的人有可能生出身上是银或铜的后代，反之亦可，所以每一代人都要重新考察他的资质如何，来决定他在城邦中的地位。只要每个人的位置都被安排对了，而且每个人都安于这种安排，那么这个城邦就会是最好的城邦。
这个神话被称为“腓尼基神话”，因为据说最初是腓尼基人所流传的。那么，这个神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反映出个人和城邦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看苏格拉底是怎样得出城邦正义的结论的。
苏格拉底从城邦的起源说起。他认为，城邦，或者说政治，起源于人的天性。人不同于动物和神的天性就在于，他是天生不自足的，需要其他人的合作和帮助才能生存。神当然是完全自足的，不需要什么；动物虽有需要，但是个体的动物就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个人却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另外，每个人天生具有不同的禀赋，比如有人擅长种庄稼，有人擅长建筑房屋，有人擅长做衣服。这些具有不同禀赋的人，各自做各自擅长做的事情，再彼此交换自己的产品，人和人就在这样一种合作的关系中建立起政治和城邦。但是人和动物以及神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神没有什么需求，而动物只有刚好能够适合于它的生存的需求，但是人却有超过他的基本需要的需求。人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甚至吃得精美和奢侈；不仅要穿衣保暖，还要穿美丽的衣服；不仅要有住处，还要有豪华的住处来满足虚荣。所以，人和人所组成的城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次，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人的城邦而是“猪的城邦”了。既然有多余的需要，就要有多余的土地、资源和多余的生产，那城邦就要扩张，不同的城邦之间就难免发生冲突。因此，一个城邦想要存在下去，就必须使得自己变得强大，从而确保自己的利益（good）。
那么，如何才能够使一个城邦变得强大呢？如何确保城邦的利益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涉及到了正义问题，因为它表现出个人和城邦的一种对应。城邦的利益正是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它们都是“好”（good），只不过城邦利益是公共的好（common good），而个人幸福是私人的好（private good）。苏格拉底认为，城邦想要确保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明白的就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应该统治，什么样的人应该被统治？苏格拉底仍然从人的天性出发回答这个问题。按照禀赋，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技艺，统治也是一种技艺，并且是最高的技艺，它需要能够良好地处理城邦内外关系的最高的智慧。具有这种智慧、这种技艺的人才有资格进行统治。因此，统治者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最高的统治者应该是最有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这就是柏拉图的“哲学家王”的逻辑，它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洞察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当然，仅仅有统治者是不够的，因为智慧往往是没有力量（power）的，而城邦需要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所以，城邦还需要自己的军队。苏格拉底称之为护国者或者辅助者（护国者其实包括了统治者和辅助者，所以城邦的军队其实就是辅助者）。同样，什么样的人应该是辅助者？这个问题，苏格拉底还是从人的天性出发来回答的。辅助者因为要上战场保卫城邦，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德性应该是勇敢。勇敢的德性能够通过教育来培养，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教育：音乐和体育。音乐教育人的心灵，使得心灵从小就喜欢美，长大以后就能够主动靠近美好的德性；体育表面看来是教育人的身体，使得人强健，其实最终目的也是教育人的灵魂，培养灵魂中的激情，最终产生勇敢的德性。正是为了确保教育的有效性，柏拉图才提出他著名的“驱逐诗人”的理论。因为古代的诗歌，主要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而柏拉图认为从荷马到悲喜剧诗人，其中很多作品是不适合进行美德的培养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讲得很坏。柏拉图主张“删诗”，其实是删除那些不利于教育的诗，保留那些有利于培养城邦公民的良好品德的诗歌。总之，通过教育来培养出勇敢的德性，也就是，对于“应该害怕什么不应该害怕什么的坚定信念”， 然后挑选出最勇敢的人组成辅助者的队伍，这样才能够保卫城邦的安全。
城邦有了智慧的统治者和勇敢的辅助者，剩下的就是被统治者，即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艺的手艺人、农民、商贩等等。这些人之所以是臣民，是因为他们的天性和禀赋只擅长做那些手艺活儿，或者擅长种地、经商。他们缺乏智慧和勇敢，所以不能成为统治者，也不能成为辅助者。这些人应该绝对地服从统治，不要僭越自己的地位，这样城邦秩序才能稳定，城邦的公共利益才能得以确保。正如上面所讲的，智慧和勇敢都是城邦的德性，智慧是统治者的德性，勇敢的辅助者的德性（其实，统治者当然也具有勇敢的德性，只不过专属于他的特别的德性，也是对他的地位来说最重要的德性，是智慧）。而对于城邦的所有阶层来说，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德性是节制。所谓节制，就是“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在谁应当统治，谁应当被统治……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和协调”。 意思就是说，臣民应该同意接受最优秀的人——哲学家的统治，满足自己作为臣民的地位，而不产生僭越的欲望，想要由自己来统治；辅助者也应该服从哲学家的统治，并且做好自己作为辅助者应该做的，不要企图夺取统治者的地位；哲学家也必须用自己的智慧来为城邦服务，不能有最高的智慧但是不愿意出来统治。苏格拉底甚至说，对于那些有智慧但是不愿意统治的人，必须进行惩罚。这样古希腊社会所尊崇的四大德中的三个，都在城邦中得到了体现，唯独剩下一个正义的德性还没有得到说明。
其实，苏格拉底已经为城邦的正义准备好了基础。既然城邦已经具有了统治者、辅助者和臣民的合理的安排，那么，要维持这种对于城邦来说最有利的安排，就需要所有人都安于这种安排，不要破坏这种安排的秩序。苏格拉底说，这就是正义——正义就是“每个人在国家内做他自己分内的事”， 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这个结论得到了对话者的一致同意，而这正是腓尼基神话的寓意所在。首先，神话说每个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大地母亲，所以人和人之间是同胞关系，这样就使得城邦成员之间相互友爱，愿意为他人牺牲自己；其次，神话又说每个人身上天生就存在不同的金属，不同的人适合做不同的事情，这样人们就能够做到安于自己的地位而不干涉别人的事情。达到了寓意的目的，也就实现城邦的正义。
苏格拉底本人，或者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是不相信这个神话的，他知道这个神话其实是谎言。但是，苏格拉底认为，为了维护城邦的秩序、确保城邦的利益，统治者有权力而且有必要说一些“高贵的谎言”。腓尼基神话就是一个高贵的谎言，它虽然是谎言，但它的目的是实现城邦的正义。而且，为了实现城邦的目的，这个神话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当每个城邦成员都相信这个神话，城邦秩序才会稳定，正义才能实现。
到此为止，苏格拉底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城邦的正义问题，也就是读清了“大字”。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看看小字和大字是不是一样的。苏格拉底论证了个人身上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部分，也就是理性、意气和欲望，正好可以对应于城邦的三个阶层，即统治者、辅助者和被统治者。理性的特点在于它要判断事情正确与否，而且它具有进行判断的智慧，正如统治者具有判断国家大事的智慧一样；欲望的特点在于不管事情正确与否，它都要追求它所需要的东西，正如缺乏智慧的臣民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而不顾城邦的公共利益；意气的特点在于它拥有力量，既可以站在理性的一边，帮助理性判断事情的是非，正如辅助者服从统治者的统治，帮助统治者维护城邦的公共利益，它也可以站在欲望的一边，帮助欲望实现自己的盲目需要，正如败坏了的辅助者迎合臣民的个人利益来反对统治者。因此，个人和城邦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对应的，城邦统治者的德性就是理性的德性，即智慧；城邦辅助者的德性也就是意气的德性，即勇敢；而城邦上下齐心协力的节制，就是个人身上理性、意气和欲望的相互协调的状态，欲望和意气都服从理性的统治；最后，城邦的正义也就是个人的正义，前者在于城邦内部的所有人都安于自己的合理地位，而后者在于个人的理性、欲望和意气都安于自己的合理地位，不要相互干涉。
既然城邦和个人是对应的，那么让城邦利益得到满足的东西，也能够让个人的利益得到满足。因此，既然正义的城邦是利益最大的城邦，那么正义的人也就是幸福最大的人，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正义的生活是幸福的，不正义的生活是不幸的。其实，腓尼基神话同样可以运用于个人的身上，只要换一种讲法：我们可以说，人身上理性的部分是带有金的，意气的部分是带有银的，而欲望的部分是带有铜的，这样就对人身上的三部分进行了安排，正如对城邦的三阶层进行了安排一样。
到此为止，苏格拉底已经让人非常信服地指出了正义的意义，并且论证了正义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先前他的对手提出的那三种说法，都是不完全正确的。第一种说正义就是欠债还钱，在某种意义上也对，因为欠债还钱就是把本该属于某人的交还给他，而城邦的正义就是让每个人都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地位，个人的正义就是理性、欲望和意气都获得该属于自己的位置。第二种说法是正义就是帮助朋友、损害敌人，其实也没错，但是在城邦中只有具有智慧的统治者才能够分辨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而在个人身上只有理性才能够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第三种说法是正义是有利于强者的，这种说法也没有错，但是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没有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强者是有智慧的人，即统治者。而有利于统治者的，就是有利于全体城邦的，因为统治者是为城邦服务的，他的个人利益和城邦的公共利益的合一的。
因此，从腓尼基神话所表达出的正义思想来看，柏拉图认为个人和城邦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对应的。城邦的阶层对应于个人的灵魂组成部分，城邦的利益对应于个人的幸福，城邦各阶层的德性对应于人身上各个部分的德性。而哲学家王则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作为城邦的统治者，他具有城邦所有阶层的全部德性；同时，他的个人利益和城邦的公共利益也不仅仅是对应的关系，而是合一的关系。由此可见，柏拉图的这种政治理论，至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够成为西方思想的先驱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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