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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1995年吧，我那时候应该6岁，在农村里上幼儿园。那个所谓的上幼儿园其实就是在一个老妈子家由她带领我们些5、6岁的娃娃们读一些汉语拼音而已，甚至连最简单的数学都没有。每天7点钟，我便背着书包去老妈子那里上课。到了之后就和其他早到的同学一起坐在由几块砖和木板搭起来的课桌上，晃着腿摇荡着童年的时光。那时的我们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危险和可怕，倒是那个教书的老妈子似乎很在意这个。每当端着碗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如果看见我们在“荡秋千”，本来红润的脸迅速地就会转变为黑色，大声呵斥起来叫我们这些兔崽子们赶快从那里滚下来。对于她的大声呵斥我们也并不感到害怕，因为这种呵斥我们早已在自己的爸妈那里习以为常。打——对于5、6岁的我们也是家常便饭没有丝毫的威慑力，不过还是有效果的。在呵斥不起作用的时候，老妈子便动用武力把我们一个个从木板上踢下来，然后守着木板，盯着我们，直到她吃完饭，开始上课。我们便缩在墙角嘻嘻哈哈的笑。然后等到上课，跟着老妈子叽里呱啦读半个小时的书，然后便有了近一个上午的“体育课”。下午也是如此，每天的上课时间都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其他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玩耍。在农村也没有爸妈会要求那么高的，只要放学时我们活蹦乱跳的走出老妈子的家门就可以了。那时的幼儿园其实就是看孩子的地方，当然也是我们童年时光的集散地，儿时的很多欢乐都被集装打包放在了那里。
幼儿园里学生都是自己村子里的，到农忙的时候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聚集在老妈子的家里。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70个孩子左右。农忙一结束孩子们便又像云彩一样散去，只剩下我们原先的十几个无人要的纨绔子弟在跟着老妈子一起吃斋念佛。我们这些纨绔子弟的父母，要么是上过学的，要么就是村子里的有钱人，很少会有那些既没钱有没文化的。90年代的农村，孩子在父母的眼中只是个十几年后可以生娃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不过就是上学这件看似无足轻重的事情却从那时起开始我们的命运被画上分界线，然后在这条分界线的牵引下我们和其他人的命运背离的越行越远。多少年后蓦然回首时才不得不感慨那时同在一个村子里孩子，命运会原来是这样被分开的。
幼儿园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不像以后的初中和高中分的那么清晰——一个班里要么都是好学生，要么都是坏学生。幼儿园里什么样的学生都有。我们在幼儿园也常常爱拉帮结伙。每个人都喜欢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然后结成帮派，对不属于自己的其他帮派就坚决采取抵制的态度。当然由于利益的关系帮派也在不断地改变，不断吸引新的成员。帮派大了权利就大了，就可以随意欺负那些小一点的帮派，也会得到自己很多好处。吃的，用的常常是帮派之间斗争的导火索，也是大的帮派最终获胜的战利品。因为帮派的斗争，幼儿园里常常出现被孤立的学生，王一民当时就是那个常常被孤立的一位。并不是他被队友抛弃了，而是他从来就没有队友。他是农忙的时候才到这里的，他来的时候我们的爸妈就告诉过我们不许我们跟他玩。因为他是傻子，跟他玩自己会变傻的。我们就像不听老妈子的话每天在木板上荡秋千一样，我们常常会找王一民玩，围着他盯着他，拿石子砸他，拿吃的挑逗他，看他有什么反应。他常常不说话，低着头闭着嘴。即使老妈子带领我们读汉语拼音的时候他也不张嘴，像嘴里含着什么宝贝害怕我们发现似的。石子丢到他身上他也不知道疼，不过他的额头也像会我们这些正常的孩子一样流血，见到好吃的他的嘴巴也会流着口水。
经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奇怪的发现他与我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久而久之，我们也对他没有了兴趣，反而在做游戏的时候也会叫上他。可是他很笨，不会玩游戏，我们玩瞎子捉人的时候让他闭上眼，他总不听。即使我们用毛巾把他双眼蒙住，他也会在我们一离开之后就把毛巾摘掉。玩了几次我们不耐烦急了就打他，可是他并不逃，像根摇摇晃晃的柱子似的，定在那里接受我们暴风骤雨的拳头。打完了，他依旧不改，还是睁着眼睛跟我们玩瞎子捉人，我们的力气就那样被他轻易地浪费掉了。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就把他赶了出去。渐渐地他就被孤立了，成了只能看我们玩的孤家寡人。
就像所有的家长一样，教书的老妈子也不喜欢王一民。除了骂他的时候，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老妈子似乎也不敢碰他，生怕沾染些什么。不像我们不听话的时候老妈子会拎起我们的脖子打我们，王一民不听话的时候老妈子是用脚尖踢他的。
我记得的唯一一次老妈子碰到王一民是在喝水的时候。那天我们在老妈子的院子里跑，很疯狂的跑，直到我们一点也跑不动了，我们就坐在老妈子院子里的水缸旁，让老妈子给我们舀水喝。那天王一民一直跟着我们，我们跑他就跟着我们跑，我们累了坐在水缸旁，他也坐在那里。我们唧唧咋咋的在说着话，他就在那里听着，像往常一样一句话也不说。不一会老妈子给我们舀来了水，我们就按照帮中地位的高低依次喝了水，我因为是女孩子，个子也比较小（直到现在我要结婚了，我的个子依旧很小，只有1米55而已）所以在帮中的地位最低。等我喝完了，我看了一眼坐在水缸边挂着鼻涕，满脸汗水的王一民，然后把盛水的勺子给了他，而没有还给老妈子。王一民看着我很久，我又大方的把水往前送了送，王一民才接了水。可是当王一民的嘴唇将要碰到水的时候，被老妈子看见了，老妈子尖叫一声，急忙跑到王一民的身边从他手里夺过了盛水的勺子，。然后把勺子里的水泼到了地上，又重新舀了一些水洗了洗勺子。骂了我几句才走。
如果是我做错了事情，老妈子骂我兴许我还会嬉皮笑脸的胡闹，可是这次在我觉得我做对的情况下，老妈子居然还骂了我，我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哇哇的哭着，眼里还流着泪水。我以为老妈子会来红红我呢，结果老妈子对我理都不理的。那时我好可怜只有我们帮派的小倩和陆宇鹏在安慰着我。
那天妈妈骑着自行车来接我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说了这件事情。说的时候鼻子还是酸酸的，眼睛又掉出眼泪来。妈妈帮我擦着眼泪，她手很大很粗糙磨得我的脸很疼，可是我却喜欢让妈妈摸我的脸，帮我擦泪。妈妈一个劲的小声的跟我说“不哭了，不哭了，老师不好老师不好，我们下次找老师评理去，行不行？”我点了点头，一头扎进在妈妈的温暖的怀里。妈妈把我抱上车，我问妈妈为什么那个老妈子要那样对王一民。妈妈说是那个老师眼睛不好。老师的眼睛有毛病，得了一种叫歧视的病。
农忙快结束的时候，又有一批同学退学了，才组建不久的帮派又面临着解散。那时我们帮已经成了幼儿园里最大的帮派了。每天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收刮同学书包里的好吃的，然后把收刮的好吃的在帮里“共产主义”掉。我们帮派的名字叫“丐帮”，是我爸起的名字。我爸说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天下最厉害的人，也特喜欢吃所以就给我帮起了这么个名字。
有意天我们丐帮的少帮主陆宇鹏在搜查书包的时候，在王一民的书包里找到了一个黄灿灿的甜瓜。95年甜瓜还是很少见的，不知道这么诱人的一个东西王一民是从那里弄来的。后来才懂那是因为他家很有钱的缘故。看到了甜瓜我们丐帮的乞丐们都兴奋的睁亮了眼睛。少帮主陆宇鹏迫不及待的想把甜瓜拿走，可是王一民死死的抱着不放，怎么夺都夺不过来。按照我们丐帮的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要挨揍的。于是我们帮的几个成员就包围了王一民，对他拳打脚踢了一顿。可是王一民还是死死的抱着甜瓜不放。脸上也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好像拳头打在他身上他一点都不疼似的。终于我们打累了，对那个甜瓜也没有了兴趣，就散伙去玩别的了。
出现按帮规处理的情况下，我通常会耀武扬威的喝彩。因为有吃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帮排必须团结一致，我是很忠于集体的。可是当分完了战利品，看着可怜的受害者的时候我又会心存怜悯。然后装好人去关心他们，随便换点人情，为下一次有福同享打点铺垫。所以当伙伴们散了后，我没走而是到王一民的面前，扶起了倒在地上的王一民。帮他拍干净了身上的土，告诉他不哭不哭。
“给你”
王一民摊出那双脏兮兮的手，手里抱着爆裂开汁液横流的甜瓜。我以为听错了，刚才那么打他他都没给，现在打完了他怎么会交出来呢。王一民将那个甜瓜放到了我手里。我吃了一惊，张大嘴巴牙齿都快从嘴巴里掉了出来。惊讶过后心里是一阵窃喜因为计谋得逞了。我抱着甜瓜，拉住王一民，趁帮里人不注意的时候遛出了老妈子家，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和王一民一起分掉了那个黄灿灿的甜瓜，连洗都没洗就吃的一干二净。
从那天起我跟王一民成了好朋友，至少对他来说我是他的好朋友了。因为除了我外，就没有人肯搭理他。以后的好几天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我就喜滋滋的吃着他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每天早上在老妈子还没吃饭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那条长木板上荡秋千。一边荡着秋千一边哈哈大笑，故意惹来老妈子一顿臭骂。然后我们便笑得更欢快了，直到老妈子忍无可忍从屋子里走出来把我们从木板上踢下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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