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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情结 边塞风光 正大气象

时间:2017-01-20 18:57:10      阅读:173      评论:0      收藏:0      [点我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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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情结  边塞风光  正大气象

——《宁夏历代诗词集》及《历代诗词咏宁夏》读后

 

杨森翔

 

   宁夏文史馆主持编注的《宁夏历代诗词集》5卷本,最近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本书共收周秦迄清末历代诗词约2000首。是宁夏古代诗词的集大成者。本书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收集诗词最多、体裁最全、涵盖的历史时代最长,是目前已出版的任何一种选本无法比拟的;二是每一首诗词都加了较为精当的注释,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三是吸收了当前宁夏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解决了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遗留问题,具有较高的文献、学术和资料价值。

    《历代诗词咏宁夏》是《中华诗词文库.宁夏卷》中之一部,由宁夏诗词学会主持编选。所收历代98位诗人咏宁夏的诗作100余首,可看作是“宁夏历代诗词”的精选本。虽然它们仅是《宁夏历代诗词集》诗中的极少部分(约二十分之一),但却是其中最精华的部分。

    这两部书虽是各自独立编选,但由于所选内容都是宁夏古代诗词,所以共性的地方很多。那就是:

    从诗的作者看,大约分为三类:一是宁夏人写宁夏(此类主要以明、清及以后较多);二是作者虽不是宁夏人,但曾来过宁夏——或在宁夏为官,或流寓宁夏;三是未到过宁夏的,只是因为他的朋友在宁夏,互为送别,赠答酬唱,才有了“咏宁夏”之作。

    从内容上看,“宁夏历代诗词”的诗作,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是吟咏宁夏自然风光;二是记述发生在宁夏的人物活动和重大事件;三是抒情言志。当然,这三类内容有时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联系、统一在同一首诗作中的。

  从艺术和题材特点上看,两书的诗作,所表达和描绘的意象群虽然五彩缤纷、各有侧重,但,其中又以“烽火”、“狼烟”、“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雁”、“鹰”、“边关”、“明月”、“胡人”、“胡马”、“黄河”……为多,因此,他们大多可归入“边塞诗”一类。可以说,“边塞诗”是两书诗作中的主要题材,是这些作品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这些边塞诗以边塞军旅和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或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或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或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或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或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从对当代诗词创作和文化建设启示的角度看,我觉得,《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这两本书的以下三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
  一是浓郁的汉、唐情结。
  我国边塞诗有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以汉、唐(含两宋)代历朝:出征的军队称为汉兵,将领称为汉将,边塞称为汉塞,就连天上的月亮也称为汉月。不仅如此,一般的边塞诗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往往沿袭汉代的称谓,把交战对方称为匈奴,把其首领称为单于、左贤。在称颂战地英雄时,常常提到的也是汉代的霍去病、李广、卫青、班超、马援、苏武等,呼唤英雄精神的回归。而在宋、元以后,诗人们的作品中常将汉唐(含北宋)并称,在称颂英雄时,除了前述卫霍诸将外,又多了“郭汾阳(郭子仪)”、“范仲淹”、“韩琦”、岳武穆(岳飞)等人。这种汉唐(含两宋)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这一点,在《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也表现得非常典型。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两本书中,就有约三分之一的诗作中有此现象。

    《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的“汉唐情结”,实际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內容:一是清醒地意识到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是“胡”“汉”对峙,“汉”家天下并不太平。这反映了诗人们深深的忧患意识。这正如孟子所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二是痴迷且陶醉于包括周,秦在内的“汉唐盛世”。汉唐时代,在国家力量、国家管理模式、文化等多个领域里所达到的标高,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仰之弥高的。痴迷汉唐,表明诗人们对汉唐时代强大的国势和进取精神的仰慕。上述两点也说明:汉唐时代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进取的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北方存在着强大的游牧骑兵的结果。因此,“进取精神”往往是与“忧患意识”结伴而生的。三是对古代圣贤及英杰的尊崇。这既是诗人们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英雄情结使然,也是对当朝皇帝用人不当或俊杰无位的诗意批评。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同时也说明,一个不能“尊贤使能”的朝代或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二是鲜明的边地风貌。
   古代的宁夏是“华夷分界”、“汉家门户”,是典型的“边塞”地区,这与今天的宁夏己成“内地”大不相同。《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的边塞诗词是古代宁夏边塞生活的艺术反映,因此,其所反映的古代宁夏生活,便自然地具有了鲜明的边地风貌。所谓“边地风貌”,一是有与“内地”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二是战争频繁,这是古代宁夏社会生活的常态。
宁夏古代的“边地风貌”,可概括为四个字:“惊、野、奇、俗”。
    惊:指惊心动魄、惊魂不安的自然和社会生活场景、惊天动地的盖世功勋,以及惊世骇俗的行为举止。与“平”相对。由于宁夏在古代曾是中央朝廷在西北的重要门户,处在战争的前线地位,所以战争便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之事;而战争是既惊又险的一种不寻常的生活,所以描写和反映这种不寻常生活的边塞诗便成为最寻常不过的事情。翻开历代诗人咏宁夏的诗篇,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到这样的诗句: 
   “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 (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怨》) “半夜火来”——这就是“惊”!
   “北虏三十万,此中常控弦”(陶翰《出萧关怀古》);“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烧山”(卢纶《送都尉归边》)——这还是“惊”!
   “犬戎腥四海,回首一茫茫。”(杜甫《送灵州李判官》)——这也是“惊”!
   “昼捉牛羊夜捉生……诸边急警劳戍人。”(白居易《城盐州》) ——这仍然是“惊”!
   “夏州叛军如五堡,追挟藩王磔开府……”(汤显祖《夏州乱》)——这还是“惊”……!
   上述所例的“惊”,大都是社会生活中的“惊”。除此之外,自然现象中也有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比如,张籍的“席箕侵路暗,野马见人惊。”(张籍《送李骑曹灵州归觐》),这是写古代宁夏地旷人稀、野马成群、与內地风貌殊异的自然现象的,“野马见人惊”——人也惊异于此种自然生态!
另有李频的“河冰一夜合,虏骑入灵州”(李频《闻北虏入灵州》),既表现了社会生活的“惊”——战争频仍,又写了自然现象中的“惊”——“河冰一夜合”。
住在黄河边上的人都知道,黄河封冻结冰与湖水结冰不同。湖水结冰是渐进式的:今天结一点,明天结一点,最后连成一片;而黄河因为流急不易封冻,其水面封冻结冰是突然爆发式的。它的封冻过程:先是黄河里有一块一块的冰凌,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冰凌的数量日渐增多,这些冰凌飘至某处被某一障碍阻挡,冰凌越聚越多,最后轰然一声——黄河封冻了。而且,这种现象只能在夜间发生。因为夜间温度最低,是流冰遇阻突然粘合的最佳时间。那是非常惊险、也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自然现象。黄河结冰了,天堑变成了通途,这时“北虏”便大举入侵——这样的生活,怎不惊心动魄?这里既有自然现象的“惊”险场面,又有社会生活中的惊魂不安,是典型的古代宁夏社会生活场景,也是《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的重要特点。这其中最典型的应该是隋代杨广在灵州打败东突厥和唐初李世民灵州会盟的事件及其诗作。前者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并为盛唐贞观之治创造了条件;后者则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团结之佳话,独一无二之盛事,并由此使中国版图扩大一倍至数倍!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盖世功勋!而能用文字来描述这样历史事件的诗篇,自然是惊世骇俗的不寻常文字!
 
    野:是与“文”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提到的“文野之分”,这里的“文”,指修饰、华美、细腻;“野”的意思正好相反,指原始、古朴,也指粗糙、无修饰、不华美、不细腻。毛主席在青年时期曾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里的野,也是与文相对立的,特指强健,也指豪情和壮志,与“文质形彬”的意思正好相反。我们这里所说的“野”,除了有上述意思外,还是“野旷天地树”的“野”,“天苍苍,野茫茫”的“野”,特指边塞地区的大天大地、空旷无边以及无拘无束、自然质朴、自由奔放的生活等。也就是——野景、野情、野性。
翻开《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带“野”的诗句俯拾皆是(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举);另有不少诗词虽然不带“野”字,却深刻表现了宁夏地老天荒、文化落后、生活贫困的社会生活,这同样是一种“野”。如陈日新的《初履镇戎任》:“抱簿稽丁口,疲癃十七家。老鳏悲失妇,茕独哭无爷。补缀毡衣重,栖迟土穴斜。苍生如此困,徒愧俸钱赊。” 又如徐保字的《由灵沙村至庙台堡》:“兹乡颇苦旱,极目断炊烟。核户多逃薮,开荒半讼田。河声千丈落,树色一溪连。更指前村路,灵旗古庙偏。”(徐保字《由灵沙村至庙台堡》)。……
    我们重点说一说张蠙的《过萧关》一诗。
    “出得萧关北,儒衣不称身。
    陇狐来试客,沙鸥下欺人……。”
    “萧关北”,就是指今宁夏。到了宁夏地界,原来穿在身上的寻常“儒衣”竟然“不称身”了。这不是说他的身材变了,而是指环境变了,原来文质彬彬的“儒衣”与环境严重不合。不但如此,就连“陇狐”也出来与“客”一比高低,“沙鸥”也从天空飞下欺负生人——这是何等的“野景”、“野情”啊!这就是古代的宁夏!这就是《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笔下的寻常风景!
    而从“纵猎旗风卷”、“猎惯夜烧山”、“游骑猎秋原”、“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等诗句中,我们分明又听到了了诗人们对“野性”的呼唤。五四旗手陈独秀针对国人羸弱身体,就曾提倡过“野性主义”或曰“兽性主义”。他说:兽性之特长何谓?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依赖本能,不依他而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而毛主席靑年时期也曾撰《体育精神之研究》,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而且他本人身体力行,常在雷雨交加时到野外跑步,问他原因,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一下《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之迷”的境界……。因此可以说,《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对野景、野情的描写以及对“野性”的呼唤,是“边地风貌”中最充满希望的风景!
    奇:指奇景、奇情、奇事、奇人。这种奇景、奇情、奇人、奇事,其实在前述“惊”“野”中就已表现出来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现在我们把它分开来叙述。

    奇景:就是宁夏边塞奇异壮丽、与内地不同的山川奇气和自然风光。比如写大雪: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张元《咏雪》),

    “北风吹沙天际吼,雪花纷纷大如手。”(朱栴《贺兰大雪》);

      如写黄河、大漠:

      “河来当塞曲,河远与沙平。”(郎士元《送李骑曹之灵武》)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

      ……

      这些诗,奇景奇句、脍炙人口。它们既是对现实生活忠实的纪录,又比喻新奇、夸张合理,想象丰富,气势充沛,语言奔放。

      边地奇景也不限于自然景观,还包括社会景象。比如:“秋尽角声苦,逢人唯荷戈。”(张蠙《朔方书事》)——这表现的也是一种奇景:边塞的秋末,在凄苦的角声里,所碰到的人,肩上都扛着戈矛!这种景象,只有战争频仍的地方才会出现,类似今世的“全民皆兵”。到了明代,这种“全民皆兵”的边塞景象仍然没有什么改变:“四卫居人二万户,衣铁操戈御骄虏。”(潘元凯《贺兰九歌》),“四卫”,即宁夏前卫、后卫、左右屯卫及中护卫。其中,前卫、右右屯卫皆在宁夏镇城內;宁夏中护卫即今中卫,为建文三年庆府置;后卫即今盐池……、“卫所者,分屯设兵,控扼要塞”,5600人为卫,1220人为守御千户所。是明代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四卫……衣铁操戈”,也是明代宁夏奇景之一。

    奇情:是对“俗情”而言的。艰苦的军旅生活中,总是渗透着激昂慷慨的情感。因此,历代咏宁夏的边塞诗,所表达的情感不同一般的“俗情”。比如:

    “辕门菊酒生豪兴,雁塞风云惬壮游。”(王琼《九日登花马池城》)——这表现的是视从军打仗如同挟剑壮游的豪侠气概;

    “收拾边疆成一统,惭无韩范济世才。”(杨守礼《入打硙口》)——这表现的是为国建功立业,却又不居功的谦虚自责的精神和情感;

    另如:“客子过壕追野马,将军弢箭射天狼”(明李梦阳《秋望》);“立马传新令,张灯奏凯歌”(明杨守礼《宿平羌堡》);“漠南坐觉风烟靖,天汉嫖姚可易看”(明张居正《塞下曲》);“贺兰山下羽书飞,广武营中战马肥。壮士争夸神臂弩,打围先射白狼归。”(王用宾《出塞曲》之四)——这些诗句,都笔力矫健,既有大笔挥洒,又有细节勾勒,既有真实摹写,又有浪漫想象,意象鲜明,意境独特,在再现边地瑰丽的自然风光的同时,又表达了作者和戍边将士们的奇情、奇志。

    特别是张元的《咏雪》,开篇奇突,未及见雪而先声夺人:

    “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

    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

    表面上写的是“雪”,是边塞极地的山川奇景,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作者胸中的奇情、奇志!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诗。毛主席在他的名篇《念奴骄.昆仑》中曾化用了这首诗:“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并自注说:“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无论是引者,还是被引者,立意高远,想象奇特,气势博大,诗境奇幻,充满了山川奇气,确是“奇情”。

    奇人、奇事:边塞极地不但有奇景奇情,而且还有奇人奇事。西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就曾任北地郡太守。有诗曰:“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说的就是他。当时北地郡治虽在甘肃马岭,但宁夏是北地郡重要的辖区之一,这样的奇人、奇事自然与宁夏有关系;东汉的“大树将军”冯异也曾任北地郡太守,这时的北地郡郡治已转移至今吴忠(古称富平)。另有班况、冯参……曾任北地典农都尉,对宁夏进行了早期开发……。隋代杨广在这里打败东突厥,功勋卓著;唐代从这里走出了30多位宰相、大元帅级的人物,著名的有:张说、郭子仪、仆骨怀恩……等;唐太宗李世民亲临灵州“受降”,与数千少数民族首领举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团结盛会,开创了大唐盛世;唐肃宗李亨在灵武登基,平定了“安史之乱”,实现了唐室中兴……。这些,在《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都有反映。

    除此以外,平头老百姓中也还有不少奇人奇事,比如:“儿童能探火,妇女解缝旗”(李昌符《登临洮望萧关》);“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少小能开马上弓,飞驰三箭跃如风。大刀还学翻花舞,二八青年已自雄。”(黄恩锡《中卫竹枝词》之十);还有马祖常的《灵州》:“少妇能骑马”——这都是“奇人”(“儿童”、“胡儿”、“少小”、 “少妇”)能做奇事(“探火”、“十岁骑羊逐沙鼠”、“能开马上弓”、“骑马”)!

    还有些“奇事”可能仅仅是自然环境造成的,比如:“陆海无毛杀气蒸,五月雪冰冻河水。”(李梦阳《胡马来》);“其水一石,其泥数斗。”(贡师泰《黄河行》)……等等。这样的山川奇事,与中原截然不同,只有在号称边塞极地的宁夏等地才能见到。

    俗:指边塞风俗。所谓“风俗”,是指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长时期相沿积久而形成的风尚、习俗。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在农业经济时代,由于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通,人们的生活相当封闭,这才有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同时,由于宁夏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地区,“五方错杂,风俗不纯”,不但呈现出五彩班斓的丰富性,而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互相交汇、互相融合的特点。你看:

    “仍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杜甫《近闻》);“君臣赭面有忧色,皆言勿谓唐无人……”(白居易《城盐州》)。“赞普”、“赭面”是吐蕃人的称谓和风俗,这时,在宁夏也有了流行,显示出唐代宁夏,吐蕃人曾成为宁夏的主要民族,其风俗和生活习惯也曾深刻地影响了宁夏,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九姓浑羌随汉节,六州蕃落从戎鞍”(薛逢《送灵州田尚书》);“却使六藩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九姓”,指昭武九姓;“六州”,指六胡州。唐初曾在宁夏境内设置六个羁縻州,史称“六胡州”,简称六州,以安置归附的昭武九姓胡。这四句话正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诗意反映。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李益《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笳、羌笛、芦管本是少数民族的乐噐,在这里却成了寻常景象。说明这里自古就是多民族杂居区。

    下面兩首诗主要是从语言的不同,反映古代宁夏的“异俗”。

    一是李益的《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

    “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

    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

    李益“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自建中初府司空巡行朔野,迨贞元初又忝令尚书之命,从此出上郡、五原四五年”(《从军诗序》)。他曾随军在宁夏待过七八年。这是诗人在宁夏的亲眼所见。这时“六胡州”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在六胡州故地,却仍然居住着操“六蕃语”的“胡儿”,他们十岁就能骑着羊在草原上追逐沙鼠。一边是胡儿“沙头牧马”,一边是“汉军游骑”穿着华丽的衣服巡逻。——这就是中唐宁夏“六胡州”故地的寻常风景。

    二是北宋沈括的《凯歌》(两首之一):

    “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

    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

    “关西种”,即汉人;“轧乞儿”,原意为口吃、结巴,这里是指操少数民族语言的人。这是对古代宁夏多民族杂居风俗的最形象的反映。沈括是北宋的大科学家,《梦溪笔谈》是他的名著。熙宁九年(1076年),他曾任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亲自参加了对西夏的防御和战争,对当时的宁夏(灵州)情况非常熟悉。因此,他对当时宁夏民俗的描写自然就生动、具体。

    “纵猎骑风卷,听笳帐月生”(郎士元《送李骑曹之灵武》)、“行子喜闻无战伐,闲看游骑猎秋原”(雍陶《塞路晴诗》)、“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烧山”(卢纶《送都尉归边》)……。“纵猎”、“猎秋原”、“猎惯”……都讲的是打猎,这是古代的一项军事体育运动。我们在阅读《历代诗人咏宁夏》时,会碰到不少关于“游猎”、“纵猎”的诗句,这既反映了古代宁夏是军事重地,古代宁夏人民尚武、好勇,喜爱军事体育运动,也反映了古代宁夏的生态环境比较好,野兽较多的事实。另如“川少衔鱼鹭,林多带箭麇”(李昌符《登临洮望萧关》),反映的也是同样的历史事实。

    “葡萄怜美酒,苜蓿趁田居。少妇能骑马,高年未识书。清明重农谷,稍稍把犁锄。”(马祖常《灵州》);“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坛(昊)作夫胥。沙羊冰脂蜜脾白,个中饮酒声澌嘶。”(马祖常《河西歌效长吉体》),诗中讲的风俗是:这里盛产葡萄美酒,也出产苜蓿;“少妇能骑马”,男的更不在话下;青年人习武,老年(高年)并不识字(识书);女郎十八岁挽高高的发髻,用茜根染衣,招出家人为女婿----换句话说,出家人可以结婚;这里还出产一种珍贵的沙羊,即沙毛山羊,其皮毛被称作沙毛,因毛泽光润,毛穗细密、柔软而闻名(诗中所谓“冰脂”);蜜脾,即蜜蜂营造的酿蜜房,其形如脾,其色尚白。既反映了古代宁夏的物产,也反映了这里的习俗。

    古代宁夏人好勇、尚武,不但反映在元代以前的诗词中,清代诗词也多有反映:

    “少小能开马上弓,飞驰三箭跃如风。

    大刀还学翻花舞,二八青年已自雄。”(黄恩锡《中卫竹枝词》之十)。

    “偶看儿女弓刀戏,不觉临风百感增。”(明刘芳猷《朔方》);

    “广武人稀非土著,枣园田少居微科。”(王琼《登广武远眺》)……

    “穷檐幸有遗民在,老弱郊迎杂汉回。”(朱美燮《入海城》);

    “边城杨柳楼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宋琬《送傅介侯督饷宁夏》)……

    ——这都统统说明,古代宁夏既是个边塞地区,又是个移民和多民族杂居区,“五方错杂,风俗不纯。”

    其实,关于古代宁夏风俗的诗还有很多,比如“迎新水”,这是古代宁夏最盛的一个风俗,尤其是明清兩代,写这个风俗的诗词很多。其中又以黄恩锡的最为著名:“岁岁清明早浚渠,一年生计莫粗疏。功成弥月迎新水,引灌田园立夏初。”(黄恩锡《中卫竹枝词》之七)。“迎新水”的时间大约在每年的清明前后,那一天,新渠放水,人们在当地官员的率领下,举行盛大的仪式,载歌载舞,祷盼一年的丰收。这个节俗具有典型的“塞上江南”特色。另外,写宁夏“塞上江南”日常生活场景的还有不少,如:“村居多以渔为业,得采归来喜不群”(明朱秩炅《渔村夕照》);“东西处处人栽树,远近家家水灌田”(明王弘《高桥望宁夏》);……“边城杨柳楼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明宋琬《送傅介侯督饷宁夏》)……;“名从异代唐渠古,云鏁空山夏寺多。”(李梦阳《夏城漫兴》)这既写出了宁夏排灌历史的悠久,又道出宁夏佛教盛行的一个原因——西夏崇佛。

    冯清《边人苦》反映更为全面:“余夫输边粮,壮夫隶边伍。……边儿解兵戎,边女废织组。…边衣毡褐裘,边技刀弓弩。乏产集边商,冒险行边贾。……边候苦寒凉,边俗杂夷虏。……边牧广牛羊,艺边丰黍稌。……”在这首诗里,虽然盛世景象全无,但对宁夏是个边塞地区,多民族杂居,气候苦寒,人民尚勇、好武,出产及商贸……等风俗的描写,却一揽无余。

 

    三是正大的文化气象。

    何谓“正大气象”?

    “正”是正宗、正脉、正统,正路;“大”是大境界、大视野、大眼光、大气魄;“气”是浩然之气,孔颜气象之气,大气盘旋之“气”;“象”是孔颜气象之“忧道不忧贫”,是汉唐气象的辉煌大气。

    “正大气象”是新世纪的一个美学原则。与“气象”相近的一个词是“风格”。自从法国18世纪的布封(Buffon)发表“风格即人”的名言之后,风格学的研究已经发展为文艺学的重要分支。但是,风格倾向于修辞方法的分析,气象则更加重视创造主体的精神气质、胸襟魄力。

    用上述理论观察《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我们发现,其中的大部分诗人,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已经横跨经、史、子、集。他们通过笔墨、学养和眼光做到大手笔书写,规避了小趣味、小卖弄,确实形成了“正大气象”。

    这种“正大气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为国赴死的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民族历史上的圣贤和杰出人物的推崇和敬仰;二是先忧后乐的人文主义情怀和深刻的忧患意识;三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所追求、有所作为的“社会担当”和责任心。这三条既是我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又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其实,从前述“汉唐情结”与“边地风貌”的举例中,我们就己找到了“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对圣贤和杰出人物的尊崇、敬仰”的无数证据。特别是唐代诗歌,那种为国立功、抗敌御侮、慷慨从戎的爱国主义精神比比皆是。即就是被人讥为多有“败亡之象”的明清诗词,其中充斥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仍然不少。朱栴是朱元璋的第十六个儿子,从小藩封宁夏,从15岁到60岁,他在宁夏生活了45年。在他的诗词中,这种正大的爱国诗词也唾手可得:

    “年少从军不为苦,长戟短刀气如虎。

    丈夫志在立功名,青海西头擒赞普。

    君不见,牧羝持节汉中郎,啮毡和雪为朝粮。

    节毛落尽志不改,男子当途须自强。”

    这里,既有“年少从军不为苦”的豪情,又有对牧羊19年不改爱国之志的“汉中郎”苏武的钦敬。清人王士祯的“烽火传花马,将军发贺兰。天心诛叛亟,国法受降宽……”;宋琬的“君到坐传青海箭,不防草檄倚琱戈”;王以晋的“不知多少英雄血,散向长林化晚霞”……这些诗句中回荡的,仍然是浩荡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气概。正是这种永不衰竭的爱国热诚,成就了《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的正大气象。

    爱国与忧民是同根树上的兩个分枝。爱国的人必然爱民;而爱民就不会无视人民群众的痛苦。正如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的一些诗人,由于他们或亲身参加了保卫宁夏边塞的战争,或在此地长期为官,这就使他们有机会和当地军民的生活有所接触,并亲身看到了“边患每萦心,边差乱如缕”的社会景象。因此,他们的诗歌中,爱国与忧民这两种思想总是常常自然地交织在一起。以范仲淹的《劝农》为例:单从标题上看,就饱含了作者爱与忧的复杂情绪。边塞地区少数民族居多,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大都不善农桑,因此,教他们学习农桑知识和技术,劝导他们从事耕种,“太守劝农农勉听,从今再愿颂豳风”,就成了边塞官员的一份责任和社会担当。张舜民的《西征》及《峡口山》,看似反战,实则也是诗人忧国忧民情怀的曲折流露。明、清两代的诗词也是如此,在他们的诗句中,虽多“怨”啊、“苦”啊之类的词汇和情绪,但那是忧国忧民的“怨”和“苦”,是一种高尚的人文主义关怀。比如王崇的《古田父叹》,在叙述了他所见到的宁夏人民的苦难之后,便笔锋一转:“予志在安壤,听之伤怀抱。……草奏乞皇仁,宽徭勤恤犒。……”虽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草奏乞皇仁”)未必高明,但一个忧国忧民的地方官員的形象跃然纸上。另如冯清的《边人苦》,全诗27节、54句,除开首与结尾用了相同的“嗟予迂且腐”,另外52句,句句有“边”字,用层层递进的修辞手法,道尽了边人的苦难。而首尾两句相同的“嗟予迂且腐”(“我真是无用啊”),其包含的情怀,怎一个“嗟”字了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最先是由孟子提出的。原话是:"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泽加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意为:  如果得志,我要造福于天下百姓。即使不得志,我也要洁身自好,绝不与腐败势力同流合污。

    《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人咏宁夏》中,表现这种“穷”“达”观的诗作及诗人,也代不乏人。唐朝的王维是典型的一个。王维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作出一番大事业,因此,彼时的诗作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后值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吃斋念佛。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特地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营造了别墅,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但此时的王维“穷不失义”,其诗作虽远离尘俗,却自然清新,如同信手拈来,“独善”之境自见。

    另如清代刘芳猷、徐乾学等人,也很典型。刘芳猷原籍宁夏,在山西当过官,后遭谗被贬返乡,“穷不失义”,著有《澄安集》、《归田诗草》等。徐乾学,曾任《明史》总裁官、《清会典》《大清一统志》副总裁。康熙二十六年升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后遭权贵攻击,上疏求免职。著有《读礼通考》、《檐园集》、《通志堂经解》等。他们的知名度虽不如王维,但其“穷”“达”观,却一如王维:在职(“达”)时意气昂昂,志在天下;遭贬后仍不失“义”,著书立说,遗泽后世。而另有一些人却为此献出了生命,如通智……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总之,《宁夏历代诗词集》和《历代诗词咏宁夏》这两部书的出版,对当前的诗词创作和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我们应以理性的、自由的、求实的和应变的精神,对待传统,对待历史,对待观实;“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自强不息、好学不倦,致意于做人。
 

                                 原载朔方2014年4期

 

 

汉唐情结 边塞风光 正大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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